毛主席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曾提到，自己青年时期是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并视之为自己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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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11日，美国。

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打开了自己的日记本。

他拿出一张刚从《华侨日报》上剪下来的剪报，小心地贴了上去。

剪报上印着两首旧体诗词，作者，是远在延安的毛泽东。

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的“总设计师”，盯着这几行字看了半天，最后提笔在日记里写了4个字：“真可怪！”

他当时可能并不知道，其中那首《清平乐六盘山》，是毛泽东在一次关键战斗胜利后，站在山巅，前后花了巨大心血，修改了整整8次才最终定稿的。

01

咱们把镜头拉回到1918年的北京。

那一年，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背着行囊第二次来到了这座古都。他当时心里头最佩服的学者，就是胡适。

那会儿的胡适才27岁，已经是不得了的人物。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来，在北大当教授，一篇《文学改良刍议》，让他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简直是那个年代最顶流的“大V”。

毛泽东当时呢，通过老师杨昌济的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一个月工资8块大洋。按他自己的说法，工资太低，别人都不把他当回事。

就是在这种身份悬殊的情况下，他去拜访了胡适。

毛泽东当时一门心思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就这事儿，他专门请教了胡适。

胡适一听，不赞成。

他给这个年轻人分析，劝他别急着出国，国内的问题多如牛毛，更值得花时间去研究。

胡适是搞实用主义的，他觉得，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了，比去国外拿个文凭更重要。

毛泽东听进去了，这个出国的计划，就此搁置。

他留在了北京，一边在图书馆工作，一边在北大“偷师”，当起了旁听生。他还经常去胡适在缎库胡同的家里，两人时常交谈。

这俩人的关系，在那段时间，是真挺近。

第二年毛泽东回了湖南，在长沙办《湘江评论》，那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远在北京的胡适，在他的《每周评论》上看到了这份刊物，立马写文章大力推荐。

他夸《湘江评论》“眼光远大”，“议论痛快”，还特别提到了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说这篇文章“很有价值”。

要知道，胡适当时是什么地位？他的一句夸奖，分量比什么都重。

这还不算完。

毛泽东在长沙要搞“湖南自修大学”，那办学章程，都参考了胡适的演讲稿。

毛泽东把拟好的《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寄给胡适，胡适还真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审定修改了。

甚至还有史料说，那会儿厦门大学缺教员，托梁启超找人。胡适在推荐名单里，就提到了毛润之。

虽然这事最后没成，但也能看出来，在1919年到1920年那阵子，胡适是真把毛泽东当成一个有前途的后辈来看待的。

那会儿的胡适，是导师；那会儿的毛泽东，是“粉丝”。这俩人的交集，简直是那个时代的“跨界联名”。

02

可这俩人吧，骨子里就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他们的情谊，来得快，可裂痕，来得更快。

根子在哪？就在1919年7月。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喊着“民众的大联合”，要“踏翻”一切。

胡适呢，却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那篇有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篇文章，简直就是一盆冷水。

胡适的意思是，你们都别吵吵了，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虚的，是“大词儿”。

他觉得，这些“主义”太抽象，太空洞，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

那该怎么办呢？

胡适开的方子是：研究“具体的问题”。

比如，一个车夫的生计问题，一个女工的待遇问题，一个厕所的卫生问题。

胡适是想当个“医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信奉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

他尤其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觉得那玩意太激烈，是“治标不治本”，只会“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

这篇文章一出来，立马就炸了锅。

李大钊、陈独秀那边立马就写文章反驳，这就是那场有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一开始在湖南，其实是有点偏向胡适的。

他那会儿也觉得，应该多研究点实际问题。

可现实很快就教育了他。

他想在湖南搞教育改革、搞学生运动，结果被军阀张敬尧一顿猛捶，各种努力全都白费。

毛泽东这才想明白一个道理：

在一个烂透了的屋子里，你想修修补补，换个窗户，刷个墙，根本没用。

不把这个“制度”这个“主义”这个根子上的问题解决了，你那些“具体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不换掉这个“病房”，光治病是没用的，得把房子拆了重建。

从这点上，毛泽东和胡适，就彻底分道扬镳了。

一个要走改良的路线，一个要走彻底革命的路线。

到了1920年，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信里就明确说了，他认同的是“阶级斗争”的法子。

他和胡适，那条曾经的师生之路，算是走到了岔路口。

03

这个岔路口一过，俩人就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了。

1927年，老蒋在上海动手了，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里。

胡适的立场很明确，他站到了国民党那一边。

他成了“好政府主义”的倡导者，把希望寄托在了国民党的统治上。

再往后，“西安事变”，胡适更是全面倒向了老蒋，觉得只有老蒋才能“领导”中国。

到了1938年，他甚至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任命，跑去美国当了驻美大使，满世界跑，给老蒋拉赞助，争取美国的支持。

这个时候的胡适，已经从一个学者，彻底转向了国民党的政治阵营。

而毛泽东呢，早就上了井冈山，在农村搞起了武装割据，那条路走得是艰苦卓绝。

俩人真正意义上的“最后决裂”，是在1945年的重庆和谈。

那会儿毛泽东冒着巨大风险飞到重庆，跟老蒋谈判。

胡适人虽然还在美国，但他写了封信，托人转交给毛泽东。

这封信里写了啥呢？

胡适在信里头，还是老调重弹。

他劝毛泽东，要“幡然悔悟”，要“放弃军队”，要“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

他还给毛泽东“规划”了条出路，说你毛泽东可以交出军队，去当个“国民政府委员”，甚至当个“山西省主席”也行。

他拿美国的“两党制”当例子，说你们共产党可以变成一个“和平的、非武装的”政党，去跟国民党“竞选”。

这话，搁在胡适的书斋里，可能觉得挺“文明”。

可搁在1945年的重庆，这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

胡适开的是“空头支票”，让毛泽东用“真金白银”的军队去换。这笔账，毛泽东算得比谁都清楚。

用毛泽东这边的话说，这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你让我放下枪，那不就是任人宰割吗？

这封信，毛泽东那边自然是没法搭理。

曾经的师生情谊，到了这一刻，算是彻底凉透了。

胡适也从一个大学者，一步步成了老蒋的“帮凶”，帮着他去美国拉赞助，支持打内战。

04

就在胡适埋头搞他的“问题”和“主义”时，毛泽东这边，正领着红军在搞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转移–长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天险腊子口，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

这支队伍，从江西出发时8万多人，打到这儿，只剩下不到1万人，可以说是筋疲力尽。

可老蒋能让你舒舒服服地到陕北吗？

部队刚到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就上来了。

国民党37军的李英部堵在静宁、隆德一线；第8师陶峙岳部一个旅，在屁股后头猛追。

更要命的是，在固原县开城乡的青石嘴村，还盘踞着国民党37军的两个骑兵连。

这伙骑兵，是马鸿逵的部队，精锐得很。

他们就是卡在红军北上咽喉上的一根刺。

毛主席下了死命令：必须拔掉它。

接这个任务的，是中央红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

林彪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

他看了地形，青石嘴村是个山沟沟，两边是高地，特别适合打伏击。

他迅速做了部署：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翼迂回，爬上高地，埋伏起来；四大队从正面发起冲锋。

那两个连的国民党骑兵，压根没想到红军敢主动进攻，还来得这么快。

等他们反应过来，红军的机枪已经在两边高地上响了。

骑兵在平地上是“坦克”，在山沟里，那就是“活靶子”。

战斗只打了半个钟头，青石嘴村的这股敌人就被全歼了。

这仗规模不大，但意义太大了。

这是红军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

它彻底扫清了红军通往陕北的最后一道障碍，前面就是吴起镇，就是陕北根据地了。

捷报传来的时候，毛主席正和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冒着小雨爬上了六盘山顶。

雨停了，天放晴了。

那天天是真好啊，刚下过雨，天高云淡，碧空如洗，南飞的大雁排着队。

打赢了，路通了，天晴了。那股子憋了快一年的气，全在六盘山顶上吐了出来，这就成了诗。

毛主席心情大好，诗兴一下子上来了，信口吟哦，得了一首《长征谣》的草稿：

“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05

这首《长征谣》，就是《清平乐六盘山》的雏形。

当时只是个草稿，毛主席自己也不满意，觉得还不够锤炼。

这首词，他前前后后一共改了8次。

为啥要改这么多次？这就是毛主席的“工匠精神”了。

咱们看看他都改了哪。

原稿里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和“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这句“同志们”，喊得很有劲，很像是在山顶上演讲。

但在后来的修改中，毛主席把这两句里的“同志们”全拿掉了。

这一改，立马就不一样了。

拿掉了“同志们”，这首词就从一篇“现场动员稿”，变成了一首可以千古流传的“艺术品”。

意境一下就上去了。

还有那句“赤旗漫卷西风”。

“赤旗”，是红旗的意思，但这个词儿吧，有点太“文”了。

毛主席在修改时，把它改成了“红旗漫卷西风”。

“红旗”，多直白，多有劲。

还有一句，“今日得着长缨”。

“得着”，就是拿到了的意思，有点被动。

最后定稿，改成了“今日长缨在手”。

“在手”，那股子主动出击、掌控全局的气魄，一下子就出来了。

经过这8次修改，一首气象瑰伟、豪情盖世的经典之作就这么诞生了：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词写成后，和《七律长征》一样，主要是在红军内部流传。

那胡适是怎么看到的呢？

时间到了1941年2月。

当时胡适正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在美国呢。

有一个署名叫“叶林”的人，在美国的《华侨日报》上写了篇《关于朱毛的片段》。

这篇文章里，就引录了毛主席的《七律长征》和《清平乐六盘山》。

胡适读到了这篇文章，大感兴趣。

他把这块报纸剪了下来，工工整整地贴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

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白话文的倡导者，看着这两首气魄宏大的旧体诗词，提起了笔。

他没有评价诗的意境，也没有评价诗的格律。

在日记里，他最后只写了这么一句评语：“新人偏要做旧诗，真可怪！”

这4个字，真是把一个旧文人那种复杂又别扭的心态写绝了。

“新人”，是承认毛泽东是股新势力，不是“旧文人”。

“做旧诗”，是他这个白话文旗手最看不上的。

“真可怪”，这三个字里头，有不解、有轻视，也可能，还藏着一丝丝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别扭。

一个往西，一个往东。一个在书斋里“研究问题”，一个在战场上“缚住苍龙”。这4个字，就是两条路最后的一点点交集。

这还不算完。

到了1945年，《沁园春雪》发表了，胡适的评价就更刻薄了。

他直接说这词“有霸王气”，甚至轻蔑地称之为“薛蟠体”。

薛蟠体，就是《红楼梦》里那个呆霸王写的打油诗，意思是粗鄙不堪。

从1941年的“真可怪”，到1945年的“薛蟠体”，胡适的评价，是越来越偏激了。

那篇1941年2月11日的日记，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

那张剪报，那4个字，成了那段“师生情谊”最后的一点痕迹。

胡适可能怎么也想不通，那个当年在他面前虚心求教的湖南青年，怎么就能写出“不到长城非好汉”和“何时缚住苍龙”这样的句子。

这事儿吧，确实也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