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后来命运如何——领袖们的“右派朋友”

作者：散木

毛泽东曾言：“若无几位右派友人，我看你的看法便已失之偏颇。”

1957年6月，毛泽东亲自聆听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详尽汇报，内容涉及“民盟”及民主人士座谈会的相关事宜。（自5月8日至6月3日，累计举行活动13场，并举办了25场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共计180余人参与发言）的情况，“近期以来，在民主党派以及高等学府中，右翼势力表现得尤为坚定且嚣张。”民主党派与高等学府后来均沦为反右运动的严重灾区。

毛主席与李维汉

在先前的“整风”系列座谈会中，诸多对执政党提出不同意见的民主人士，诸如张治中、邵力子、朱蕴山、黄炎培、许德珩、刘斐、王昆仑、邓初民、张奚若、陈叔通、钱昌照、李德全、翁文灏等，按常理推断，他们恐怕难以逃脱右翼势力的“罗网”。

此外，诸如马寅初、梁漱溟、傅鹰、梁思成、冯友兰、王芸生、萧军、陶孟和、竺可桢等杰出人物，他们或许早已声名狼藉，被视为“死老虎”，亦或是在此次协助执政党进行整风的过程中，声名鹊起。即极“反动”言论者，或属历史右派。令人费解的是，他们竟然在这场反右运动中安然无恙，毫发无损。

反右运动爆发前，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说民主人士黄炎培、胡子婴等已从外地考察回来，怕他们在“鸣放”时出现问题，于是赶紧让孙起孟给他们打个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讲话。黄炎培有幸被打过“招呼”，其子黄万里却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曾认为这是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的过错，曾厉声对他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

毛泽东曾发表讲话：“我身边有不少右派朋友，如周谷城、张治中等人。若不与几位右派有所交往，那又如何呢？世界上哪有完全纯洁无瑕的事物呢？与他们接触，正是为了进行深入了解和调查研究。”周谷城、张治中以及前述人士，其政治立场归属左翼抑或右翼，这一点自是清晰可见。笔者的意图在于阐释，为何这些被称为“右派的朋友”并未遭受被打成右派的命运。

1959年8月16日，庐山之巅，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圆满落幕。在闭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信手拈来，提及了几位同仁的名字。

“我倾向于结交几位右派的朋友，正如黄克诚所言，身边应当拥有几位这样的朋友，左、中、右各占一席，此言不无道理。我与章士钊、黄炎培先生均有深入的交流，这便形成了一种对比；若对右派一无所知，那显然是不妥的。在我国社会从事工作，若缺乏几位右派朋友，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偏差。”

邵力子、马寅初：“惊无险”

1957年伊始，针对人口问题发声的，不仅有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还有邵力子。邵力子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就计划生育议题发表了内容丰富的长篇演讲（后来还就“以党代政”问题发言），当时，他的观点赢得了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医学专家钟惠澜、杨崇瑞等人的有力支持。

颇令人好奇的是，无论是马寅初还是邵力子，最终均未遭受被划为右派的命运。（宋云彬先生和杨崇瑞、刘王立明女士则没有这样幸运了）。

张澜先生、邵力子先生、郭沫若先生、傅学文先生、张治中先生以及毛泽东先生。

就邵力子而言，他历来以“和平老人”及民主人士的形象闻名于世。在彼时，他曾对章伯钧等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提出过异议。换言之，在反右运动展开之后，他的立场转变尤为迅速。

相较之下，南京和谈代表团中的另一位成员刘斐，则略显滞后。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即将发动的“大跃进”的意见，当时邵力子仍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支持“节育”。毛泽东则说：“当前的人口问题尚不紧迫，待我国人口增至八亿之时，再来讨论人口过多的问题也不迟。”

马寅初当时受到了刘少奇、陈伯达等人的公开指责，或直接点名或隐晦批评。随着反右运动的展开，他的名字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有人质疑，他是在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上的阴谋诡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新人口论》不过是右派势力向党发起进攻的应声之作。他虽历经波折却总能化险为夷，这或许与他曾具备的历史上入狱的经历、率先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倡议，以及反右运动初期对取消高校党委制主张的抵制等因素密切相关。

至于康生后来部署对马寅初的批判，将其比作“马尔萨斯的马家”，并号召以对待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的态度来批判马寅初，从而在北大乃至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针对马寅初的围剿风暴，这已是后续的发展。

从左至右：毛泽东、陈毅、康生。

马寅初，作为中国首位经济学家，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其影响力遍及国内外。他怀揣爱国之心，曾身陷国民党牢狱，出狱后与我们携手合作；日本投降之际，他积极参与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与学生们并肩走在队伍最前列。这段历史不容篡改。对于马寅初，我们绝不能将其定性为右派。

张奚若，据毛泽东所言，被评价为“好人说了错话”。

在民主党派领袖的队伍中，陈铭枢、黄绍竑等人先后遭遇了政治挫折。

在经历反右运动之后，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出席了庐山会议小组长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言道：

张奚若曾提出四点观点：热衷于宏伟事业，急于求成，全盘否定历史，盲目迷信未来。陈铭枢亦提出四点：热衷于宏伟事业，偏听偏信，轻视传统文化，情绪波动不定。我认同热衷于宏伟事业的态度，有何不可？去年启动了1900个项目，虽然数量众多，但如今已调整为788个，这不正说明了调整的必要性吗？我仍将秉持这一理念，追求更加符合实际的宏伟事业。至于偏听偏信，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派和右派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我选择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声音。展望未来10至15年，我们有望赶上英国，届时陈铭枢、张奚若等人将无话可说。愿他们长寿，否则，他们离世后，或许还会在阴间告我们的状。

此后，毛泽东屡次提及此事，并不断引述二人之语。

称毛泽东“好大喜功”，陈铭枢与张奚若曾有过此言。然而，二人后来的命运却迥异。陈铭枢因“公然诽谤毛主席”之名，屡遭揭露与批判。

张奚若（居中）与金岳霖（左侧）、徐志摩，三位才子齐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张奚若（曾担任我国教育部部长一职，随后荣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有人指出中共执政后存在“四大失误”，尽管他提出了这些观点，却未受到任何惩处。原因在于他是一位辛亥革命的先驱，并且被视为一位“特别”的人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次会议都勇于直言，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提出批评；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新政协”上，正是他提议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

李维汉回忆说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这话（即所谓“好大喜功”等）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与会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正是我发表了这番言论，我向您坦白承认。”毛泽东接着回应：“我明白，你与陈铭枢有别，你是好心办了错事，我不会将你归为右派。”

荣毅仁、章士钊、冯友兰：擦肩。

在反右运动期间，鉴于“统战”工作的需求，对部分人士实施了特别的“保护”。毛泽东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对某些个体实施严格的批评，而在处理上则采取宽容态度，例如荣毅仁先生便是如此。”

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他在被“点名”之后，随即表示：“感谢党组织在我身处险境之时，及时向我发出警示，使我得以猛然醒悟，及时回头”，“若非这次党组织的警示，我或许已沦为右派分子的牺牲品”。

荣毅仁和毛主席

此外，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社长许德珩，也曾经对“取消大学党委制”提出过自己的见解。然而，对于他的观点，舆论中也不乏批评之声。重大错误、右倾等。幸得“雷声大雨点小”，他最终顺利通过了考验。

“北洋余孽”之称的章士钊，当时亦存右翼倾向之疑。传闻他曾致信毛泽东，就此事寻求解答。毛泽东回复称，章士钊的批评虽言辞激烈，但其本意却是出于善意。自此，此事便得以平息。

1963年盛夏七月，毛泽东与其早年结识的恩师、中央文史馆的馆长章士钊（见图中左一）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最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冯友兰先生，虽早在毛泽东的教导中便被强调“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却于1957年伊始便提出了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抽象继承法”。按常理推断，这足以被定性为右派言论。然而，他竟然成功规避了这场危机。

1957年三月，冯友兰荣幸地被邀请出席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特别邀请冯友兰发表见解，并亲切地表示：“请大胆发表意见，百家争鸣，您便是其中一家，您的著作我均有细读。”四月十一日，冯友兰再次受邀至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夫妇的热情款待，同时与会者还包括金岳霖、贺麟、郑昕、周谷城、王名方等众多知名教授。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们均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庇护。

1957年，正值反右运动的紧张关头，冯友兰正身处东欧的访问途中。归国之际，国内局势已变得动荡不安。后来，他得知，当时他提出的所谓“抽象继承法”，在中共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甚至认为他与贺麟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猛烈的挑战。幸而，毛泽东听后，指示他们不要如此措辞。

关于哲学家冯友兰，这位素有“王者师”之称的学者为何未跻身右派行列，尚存另一种说法。据说，当时北大哲学系已内定为冯友兰定调为右派，却苦于寻觅借口。于是，北大党委便向他征求看法，而冯友兰却沉默寡言，未能成为右派的一员，可谓是“失之交臂”。

梁漱溟、俞平伯、沈从文三位文化巨擘，曾对“死老虎”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尽管“死老虎”看似陈旧，却蕴含着诸多益处。以下是他们对“死老虎”优势的独到见解。

在反右运动前夕，梁漱溟曾勇敢地向毛泽东提出挑战。他与毛泽东之间有着深厚的旧谊。然而，在那之后，梁漱溟遭遇挫败，几乎缄默不语，但他的形象并未被世人遗忘。

正当反右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57年6月至7月，全国人大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于北京召开。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与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由来已久，早在1953年，便有言论声称“工人与农民的生活相差九天九地，谬论横行”。

由此，联系梁漱溟和中共在历史上的恩怨 （尤其于1946年，内战即将燃起之际，扮演着“调解者”的角色）正如夏衍在其一篇缅怀周恩来的文章中所隐晦地描绘：

“1946年，南京城中，国共双方的谈判正濒临破裂的边缘，全面内战的阴云密布，形势异常严峻。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一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背地里与中共代表团、党内左派人士未曾通气的情况下，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极端不利于我党我军利益的所谓‘调处方案’。当周恩来总理审阅这份文件时，这位平时总是面带春风的总理，在他浓密的眉毛下，那双锐利的眼睛中射出了愤怒的火焰。他指着那位背信弃义的朋友，语气坚决地说：‘昔日众人谓你为伪君子，今日我则称之为真小人！’”

那么，此次梁漱溟能否成功逃脱？

1938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热情接待了前来拜访的梁漱溟先生。

正当“鸣放”活动达到高潮之际，诸如梁漱溟、俞平伯等知名人士，均接到了邀请他们出席座谈会的通知。然而，梁漱溟早在1953年便曾在政协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过争执，而俞平伯亦因《红楼梦》的研究成果遭受了批判。或许有人料想他们会借此机会发泄不满，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两人均拒绝出席该会议。面对动员者的努力，最终无奈地放弃，两人因此成功避开了这场风波。

还有一位，“死老虎”沈从文。

1957年4月，《文汇报》记者上门采访沈从文，当时还表示要代他“鸣不平”——即开国之初他被郭沫若骂了一顿之后逐渐从文坛上消失的“不平”。然而沈从文却表示：“转行是我自愿的选择，何来不平之事？”随后的日子里，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也前来采访，沈从文却显得更加不快。他在介绍信上发现自己的名字竟然与旧派小说家陈慎言、京剧名角“小翠花”（于连泉）并列，这让他自尊心受损，因此拒绝接受采访。

两次婉拒采访，错失了多少“佳话”！在这反右斗争的雷霆万钧之际，沈从文恰巧前往青岛休憩，他暗中观察，自感“安然无恙”。“桃色作家”沈从文，仍旧专注于他的学术研究。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史学巨匠陈寅恪。汪荣祖在所著的《史家陈寅恪传》中曾如此评价：“……鉴于其身体状况与个人兴趣，陈寅恪先生无法投身于政治活动，因此他也未曾遭受‘右派’的指责。”

翁文灏、林斤澜：沉默即金。

翁文灏先前与卫立煌并肩，已被毛泽东认定为“怀抱爱国情怀的国民党军政人士”，因此与龙云、梁漱溟、彭一湖等人有所区别，他们则仅被“养尊处优，任其指摘”。

翁文灏曾在民革举办的座谈会上力主“整风运动实属必要”。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这位足智多谋的翁文灏敏锐地察觉到“风气已发生显著转变，舆论自由之风已基本消歇”，于是，他不再轻易表露己见。（见《翁文灏日记》），由此躲过一劫。

1949年3月，翁文灏台北。

更有甚者，诸多人士宛若“徐庶入曹营——缄口不言”，正是得益于“沉默是金”的智慧，他们得以安然无恙。

程绍国《林斤澜说》（此篇章节名为《天意怜悯——林斤澜与“右派”之缘未结》）作家林斤澜同样名列“名单”之中，与他同期且相识的诸多作家中，不乏“右派”身份者，诸如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等。然而，林斤澜却意外地未被牵连，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原来，彼时北京“文联”的秘书长意图将林斤澜定性为“右派”，然而经过一番波折，林斤澜终究幸免于难。原因在于“专案”的最终结论竟是他“无任何材料”可供定罪。

与该观点相异，邓友梅的观点是：“1957年的那场风波中，林斤澜得以幸免，这应当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而言，当时有位权势之人对将他定为右派抱有极大的热情……他能够侥幸躲过这场劫难，实乃得益于他的女儿以及医院。恰逢召开鸣放大会的那天，他的女儿诞生了。紧接着几天，医院又不幸给小孩开错了药物，险些酿成大祸。而参与这两次会议的人中，大多数最终被打成了右派，他们的‘反动言论’均源自这两次会议上的发言。”

“性格塑造命运”，这句话大致是颇为中肯的。往昔，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韦君宜的丈夫）叮嘱北京四位当红青年作家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率先发声”，然而其余三位不幸沦为右派，唯有林斤澜因“既不偏激，也不妥协”而全身而退。实则，这并非源于他具备所谓的“政治远见”——此类才能实属“可遇而不可求”，更似一种“侥幸”。

毛泽东发表言论：针对《大公报》的王芸生，免除其职务。

提及反右运动期间的各大报章，其中《文汇报》、《光明日报》与《新民晚报》等均遭受了重创。而昔日以“右倾”著称的《大公报》却展现出非凡的稳健，其负责人王芸生亦未四处发表不同意见，因此得以安然度过这场风波。

至于我国党报《人民日报》，亦得益于社长邓拓的严谨管理。（正是“死人办报”）未在报纸上胡乱发表言论自5月8日起，受命公开发表了一系列“鸣放”意见。相对而言，损失较小。

其实，《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当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并且眼看就要被划成右派。有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打电话给《大公报》中共党组负责人，说“切勿将王芸生同志划为右派。”

部分员工对这一事件表示强烈不满，甚至前往中宣部表达“不满”，质问道：为何不对王芸生进行右派定性？

对此，王芸生自己也颇为纳闷。直到1960年，他才从杨东莼那里得知，原来是毛泽东发话：“《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

1943年，王芸生于《大公报》编辑部

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以为：其父能够“幸免于难”，依据王芸生自己事后的揣测，毛泽东所以保他乃是因为重庆谈判时他与章士钊曾建议毛泽东实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以及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于席间曾对《大公报》记者说：“唯有你们《大公报》将我们共产党视为同等人。”

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透露了一个不同的版本：在“大鸣放”期间，王芸生由于当时正在文化部研习哲学，故而得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免于发表所谓“右派言论”。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新闻界批判会上，王芸生并未能幸免于指责。正当他即将被冠以“右派分子”的标签之际，《大公报》的前辈曹谷冰受命前来“宣旨”（即反复交代），告诉他：“只需对那些问题进行一番检查，便可顺利过关。”未交代哪些“问题”。王芸生感到了突如其来的困惑，正欲开口询问，曹谷冰却以对内情一无所知为由，缄口不言。

后来王芸生在大会上做检查，如此这般，终被人“搀扶护送”而出，“事情就算完结了”。但是此后王芸生却惴惴不安：自己是《大公报》的灵魂，“怎会如此轻易地被放过？”

后来，中共与王芸生之间的联系人杨东莼告诉他真相，即王芸生的过关乃是领袖的示意。然而，王芸生闻之却甚为不安，并且感到“内疚”。为什么？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内疚，“从此闷闷不乐”，患上了糖尿病。

往昔，《大公报》的记者刘克林之子刘自立亦曾回忆称：王芸生之所以得以幸免于难，乃得益于毛泽东曾言一句关键之语。彼时，毛泽东指出，徐铸成主持的《文汇报》与储安平执掌的《光明日报》均已沦为“右派”喉舌，而《大公报》则宜对他网开一面。

傅鹰，这位本应成为右派人士的代表，却未能“加入”其中。

在反右运动期间，高级知识分子学者分为自然科学研究者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者。前者，其研究多属自然科学领域，内容通常不具备明显的“阶级属性”。而后者，鉴于其研究对象为社会人生，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例如，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甚至因此遭到废止。至于那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或学者，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得不多次经历托尔斯泰所言“在清水中浸泡三次，在血水中沐浴三次，在碱水中熬煮三次”的“净化”过程。

民盟中央设立了一个专注于“科学规划问题”的专门小组，该小组由五位成员组成，分别是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与钱伟长。他们曾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所谓的“六教授”群体，包括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与黄药眠，他们持有相似的观点。在反右运动中，这批人士均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然而，科学院的数学家华罗庚和生物学家童第周仅接受了检讨，并未被划为右派——这得益于科学院领导层张劲夫、杜润生等人的保护。

在先前“五教授”所撰意见书中，曾提及一句“外行岂能领导内行”，若此言针对科学院，则似乎是对张劲夫等中共派驻领导的一种质疑。然而，张劲夫并未借此机会发起挑战。有传闻称，他曾亲自向毛泽东进言，提出科学家乃国家瑰宝，在反右运动中，科学院理应享有特殊待遇。毛泽东对张劲夫敢于提出如此要求感到惊讶。（邢小群《天才需要什么样的土壤——〈束星北档案〉随想》一文中说：“1957年，张劲夫冒险进谏，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

当时，张劲夫不仅争取到了政策的支持，更精心编制了一份详尽的保护名单，从而直接庇护了一大批人。

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曾主动传达科学家们的“鸣放”之声，在反右运动期间，有人将他视为右派势力的代言人，认为他亦应被划为右派。然而，周扬在大会总结发言时，巧妙地运用策略性语言，并未对他进行过多的具体指责，使得他得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成功渡过难关。

谈及自然科学家在反右运动中的境遇，傅鹰这位化学家无疑是其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个体。按理而言，他似乎应是右派分子中的典型代表，然而他却意外地幸免于难，未能跻身“右派”行列。

傅鹰（后更名为傅斯年）与东北大学任教的一批归国留学教师

傅鹰，北大化学系的教授与院士，亦是一位满怀爱国情怀的科学家。昔年，他因人民解放军果敢反击英国军舰的挑衅而激昂回国。他个性鲜明，言辞直率，一旦目睹或听闻不合理之事，便毫不犹豫地直言不讳，甚至直言“我抗议”。早在1955年9月，他在《化学通报》上发表了《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文中结尾处，他诚挚地呼吁：“我以一名公民的身份，恳请大家倾听一位化学工作者的心声，尽管我的观点可能带有偏见，但我希望能消除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让致力于研究的人们能够节省下那些用于开会、填表、撰写订单、担忧经费、应对外行质疑的时间，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实验室中，培育我们的下一代。”遗憾的是，此举被视为对共产党有所不满，遭到了批评。然而，毛泽东主席注意到了傅鹰这些尖锐的言论，并对其进行了两次评价，因此，傅鹰得以奇迹般地躲过了“右派”的帽子。

毛泽东于1957年5月16日，亲笔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此举标志着他对于党外人士批评态度的明确表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其中有：“……无论党外人士的批评多么犀利，诸如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等人的意见，大体上都是出于诚恳，且具有正确性。”

另一次，则是毛泽东在前日所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其中言道：众人的质疑，尽管或许多少存在偏颇，但大体上是公正的，其中也包括了傅鹰教授那般尖锐、未曾公开发表的评论。这些人提出批评，旨在促进双方关系的和谐，他们的心意是纯粹的，充满了善意。“假如能将这次发言公之于众，或许能避免不少右派分子的产生。”

原来那是傅鹰在1957年4月北大化学系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的确“惊世骇俗”——几个小标题有“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等。他还说：“（如‘三反’等）运动中出现的偏差程度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关系”，“当前所谓的‘改造’，实则要求人们在任何场合都能慷慨陈词，言辞激昂，引用经典，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等信手拈来”，“如今，资历较深的人更容易得到认可”，“石油学院的老干部们甚至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因此你的观点必定是错误的”。当时甚至有观点认为，若非傅鹰身为右派，北大乃至全国或许便无右派之存在。

傅鹰曾言及上述观点，然而他亦曾表达，对中共“其识途之明远胜于我，我自当随其步伐前行。然而，直至如今，党似乎尚未完全理解知识分子的性情。知识分子所求，不过是将我们视作同侪”、“我毕生所盼，便是我国能够重振雄风，而今此愿得以成真，故我衷心拥护此政府”等言论。

在毛泽东两次“钦点”之外，傅鹰之所以得以幸免于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作为自然科学学者的身份。此后的傅鹰不仅未遭受任何惩处，反而得到了晋升，荣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的特邀委员。据传，当时中宣部“大阎王”陆定一提出的“池浅王八多”这一策略，正是将傅鹰安排为北大副校长的幕后推手（“文革”中毛泽东称中宣部为“阎王殿”，曾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

周恩来、彭真、胡耀邦、张闻天等领导曾对一群人予以关照与庇护。

反右运动浪潮汹涌澎湃。然而，事物一旦具体化，其结果往往不尽相同。在文化部文物局，汇集了众多专家学者，却令人意外地没有出现任何右派，这主要得益于局长王冶秋的保护之策。当时，文化部对文物局下达了三个“右派指标”，而之前因“鸣放”而出现问题的有谢辰生、陈明达、顾铁符三位同仁。然而，王冶秋却竭力为他们开脱，以至于负责文化部反右领导的一位副部长对王冶秋甚为不满，最终也只能对他进行一番斥责了事。

再如中国人民大学李新先生撰写的回忆录《反“右派”亲历记》中，他开篇便言：“若非吴老（指校长吴玉章）的援助与庇护，我必沦为‘右派’，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亦将截然不同。”然而，“尽管他救了我，却无力挽救众多他珍视的才俊。甚至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身处远方（在河北工作），亦未能幸免于难，成为‘右派’，即便他竭尽所能，亦无法挽救。”

此外，因某些原因，有“罩”或无，结果迥异。恰如反右运动期间，章伯钧遭受了批判，当时农工民主党的张申府先生在会议上发表言论道：“伯钧过去坚定地站在左翼，如今却转向了右翼，这是为何？”此言一出，张申府亦被归类为右派。幸而周恩来同志的入党引荐人为张申府先生，有人误以为得益于周恩来同志的关照，申府先生身上的“右派”标签得以迅速被摘除。在“文革”时期，甚至将申府先生视为“未戴帽的右派”。（章立凡：《尘封历史的哲者——张申府先生传》）

1922年，周恩来与其入党介绍人张申府（位于左一）、刘清扬（位于左二）以及挚友赵光宸一同抵达柏林。

事实上，即便是周恩来，也曾在无奈之中作出抉择。例如，他曾试图“庇护”聂绀弩、周颖夫妇，以及吴祖光、萧乾等人，最终他们还是被归类为右派。据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在反右运动期间，周恩来曾有意对萧乾和吴祖光进行保护，他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文艺界人士时，特别提到了这两位，并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同志”。然而，当吴祖光的专案组得知这一消息后，恐怕担心会引发翻案，便立刻张贴了吴祖光被划为右派的海报。

萧乾曾言：“周总理并不认同，右派划分得越广泛就越为妥当的见解。”

再以中共前任总书记张闻天为例，或许正因他自身的经历，他同样以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关爱而著称。1957年7月，张闻天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主持了外交部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会议。彼时，他深刻认识到，对于那些即将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人们来说，此举关乎他们的“政治生命”，因此他主张必须谨慎行事，重新进行审查。

自那以后，张闻天负责领导外交部开展反右运动，他屡次重申，必须特别审慎行事。切勿将普通认识问题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能不标记则尽量不标记；若万不得已，则可将其归类为“中右”或“严重右倾”。

张闻天等在苏联

张闻天深表遗憾地指出：外交部中被视为右派的人士，大多为“书生”或“具备才能的知识分子干部”。（诸如他曾经提及的外交学院的王绍坊，以及乔冠华、龚澎夫妇麾下的关在汉、浦山、曹棉之、李肇新等人等）在他积极干预下，众多“右派分子”及“中右分子”得以从劳改农场重返社会，并重新安置了工作。对于那些被视为“著名人士”的个体，他提议采取“冷处理”的策略（拖过运动的高潮），加以保护。

张闻天的不懈努力使得外交部这一聚集众多知识分子的部门，与其他同类机构相比，右派成员数量显著减少。正因如此，当时外交部在反右运动中遭遇了不少非议。三年后，张闻天被指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便是所谓“庇护右派”。

梁思成、林徽因

另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例。国家新生伊始，建筑学家梁思成与陈占祥联名提出了备受瞩目的“梁陈方案”，提议维持北京古城风貌，并在别处另辟新地，打造首都的政治新区。显而易见，此提议遭遇了强烈抵制，旋即遭到了否决。直至1957年，陈占祥不幸被划为右派，然而梁思成则因彭真有力的庇护，幸免于难，未遭遇不幸。作家萧军幸得彭真同志的关怀与支持，方得以幸免于被划为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