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桥口岸：旅客疑似携带古钱币出境事件深度剖析

港珠澳大桥口岸：旅客疑似携带古钱币出境事件深度剖析

在文物保护法治化不断推进的当下，古钱币作为承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出境管理始终是海关监管的重点领域。2024 年 6 月，港珠澳大桥口岸查获的旅客疑似携带古钱币出境事件，不仅暴露了部分收藏者对文物出境规定的认知盲区，更折射出古钱币收藏领域 “合法边界” 与 “市场价值” 的复杂关联。本文将从事件全貌、鉴定细节、法律依据、市场背景及收藏启示五个维度，进行全面拆解与深度分析。

一、事件全貌：从安检预警到现场核查的关键节点

港珠澳大桥作为连接粤港澳的重要跨境通道，因通关便捷性成为旅客往来的重要选择，同时也因 “一地两检” 的监管特性，成为文物走私风险的高发区域。此次古钱币携带事件的查处，体现了海关 “科技预警 + 现场精准核查” 的监管效能，其关键节点可梳理为三个阶段：

1. 安检预警：X 光机下的 “可疑密度区”

6 月中旬，一名山西籍旅客持往来澳门通行证，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境通道接受安检时，海关 X 光机操作员发现其行李箱及随身挎包内存在 “不规则金属密度区”—— 不同于普通衣物、电子产品的均匀密度，该区域呈现 “多点分散、边缘不规则” 的特征，且金属反射强度与常见硬币、首饰存在明显差异，符合古钱币 “铜质氧化后密度不均” 的物理特性。根据《海关出境旅客行李物品查验规程》，操作员立即启动 “重点查验” 程序，引导旅客至人工查验区。

2. 现场核查：双层包裹下的 “167 枚钱币”

在人工查验环节，海关关员首先对旅客行李箱进行开箱检查，发现箱内衣物夹层中藏有 3 个密封塑料袋，袋内装有大量圆形金属物品；随后对其随身小挎包检查时，又查获 2 个同样密封的塑料袋。经现场清点，这些物品均为钱币类藏品，总计 167 枚，涵盖三种形态：

清代方孔钱：数量最多，约 120 枚，包括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等常见年号钱，部分钱币表面有明显流通磨损痕迹；

民国纪念币：约 30 枚，以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壹圆）为主，少数为袁世凯像嘉禾银币（俗称 “袁大头”）；

现代流通币：约 17 枚，包含香港回归后发行的港元硬币及台湾地区流通的新台币硬币，均为现行流通货币。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古钱币均采用 “塑料袋 + 防潮纸” 双层包裹，且刻意与衣物、书籍等物品混合摆放，存在 “刻意隐藏” 的主观意图。当关员询问这些钱币的来源及出境用途时，旅客仅表示 “个人收藏，带往澳门给朋友观赏”，无法提供任何合法来源证明或文物出境许可文件。

3. 临时管控：“人货分离” 与初步固定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海关关员对该旅客实施临时管控（非羁押），同时对查获的 167 枚钱币进行 “逐枚编号、拍照存档、密封保存”，并出具《海关扣留凭单》。考虑到古钱币鉴定的专业性，海关立即联系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预约专业鉴定人员对这批钱币进行 “文物属性、年代真实性、保护级别” 的全面鉴定，整个过程全程录像，确保证据链完整。

二、鉴定细节：文物与高仿并存的 “复杂图谱”

古钱币的鉴定是判断 “合法携带” 与 “非法走私” 的核心依据，其结果直接决定事件的法律定性。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组织 3 名从事钱币鉴定的研究员，采用 “肉眼观察 + 理化检测 + 数据库比对” 的三重鉴定方法，耗时 3 个工作日完成鉴定，最终形成的鉴定报告呈现出 “文物、高仿、普通流通币” 三类截然不同的结论：

1. 3 枚清代铜币：纳入 “国家禁止出境文物” 范畴

鉴定发现，120 枚清代方孔钱中，有 3 枚属于 “清代晚期地方局铸币”，具备 “文物属性” 且符合《文物出境审核标准》中 “禁止出境” 的条件：

品种与年代：分别为 “光绪元宝（户部当制钱二十文）”“宣统通宝（宝泉局小平大样）”“咸丰重宝（宝源局当十）”，均铸造于 1889-1911 年，属于清代晚期重要的钱币品种，见证了晚清币制从 “方孔钱” 向 “机制币” 过渡的历史阶段；

文物价值：这 3 枚钱币均为 “流通真品”，且保存状况良好（品相达 XF 级），其中 “宣统通宝宝泉局小平大样” 因铸造量稀少（据《清代钱币铸造档案》记载，该品种仅铸造 1.2 万枚），被列为 “三级文物”，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五条，属于 “禁止出境的文物”；

鉴定依据：通过 “金属成分检测”（X 射线荧光光谱仪），确认 3 枚钱币的铜含量（约 85%-90%）、铅锌比例（约 5%-10%）与清代同期铸币的材质标准完全一致，且钱文风格、边廓特征与博物馆馆藏真品高度吻合，排除 “后仿” 可能。

2. 153 枚钱币：高仿品与普通流通币的 “混合体”

除 3 枚文物级铜币外，其余 153 枚钱币的鉴定结果呈现 “两极分化”，反映出当前古钱币收藏市场 “高仿泛滥” 的现状：

高仿品（136 枚）：包括 117 枚清代方孔钱、19 枚民国纪念币，这些钱币虽在外观上与真品相似，但通过细节鉴定可发现明显破绽 —— 如清代方孔钱的 “钱文笔画粘连”（真品笔画清晰锐利）、民国纪念币的 “人像轮廓模糊”（真品人像发丝、衣褶细节分明），且金属成分检测显示其铜含量仅为 60%-70%（远低于真品的 85% 以上），属于 “现代高仿品”，不具备文物价值；

普通流通币（17 枚）：17 枚现代港元、新台币硬币均为现行流通货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属于 “合法携带范畴”，但因与古钱币、高仿品混合藏匿，海关对其来源进行了进一步核查，确认无非法流通风险后，允许旅客正常携带。

3. 鉴定结论的 “法律意义”

此次鉴定的核心价值在于 “区分文物与非文物”：3 枚清代铜币因属于 “禁止出境文物”，且旅客无法提供《文物出境许可证》，其携带行为已涉嫌违反《文物保护法》；而高仿品与普通流通币虽不涉及文物走私，但反映出旅客可能存在 “以高仿充真品，试图规避监管” 的主观故意，为后续法律处理提供了关键依据。

三、法律依据：古钱币出境的 “红线与边界”

此次事件的法律定性，需结合《文物保护法》《海关法》及相关行政法规，明确 “合法携带” 与 “非法走私” 的边界。从法律层面看，该旅客的行为已触碰多项 “红线”，其法律后果的认定需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1. 何为 “禁止出境文物”？—— 古钱币的 “保护级别划分”

根据 2007 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古钱币被纳入 “可移动文物” 范畴，其出境审核遵循 “年代 + 稀缺性 + 历史价值” 三大原则：

年代标准：清代及以前的古钱币，除 “常见流通品”（如康熙通宝、乾隆通宝普通版，铸造量超 10 亿枚）外，其余品种均需进行文物等级鉴定；

稀缺性标准：铸造量少于 5 万枚、存世量少于 1 万枚的古钱币，无论年代是否久远，均列为 “重点审核对象”，如本次查获的 “宣统通宝宝泉局小平大样”；

历史价值标准：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相关的古钱币（如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 “天国通宝”、辛亥革命时期的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样币”），即使存世量较大，也可能被列为 “禁止出境文物”。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普通收藏者常存在 “古钱币年代越久越值钱，越久越不能出境” 的认知误区。实际上，如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等 “常见流通品”，因铸造量极大（如开元通宝总铸造量超 300 亿枚），不属于 “禁止出境文物”，只需通过正常申报即可携带出境。

2. 如何合法携带古钱币出境？—— “许可 + 申报” 的双重程序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三条，携带文物出境需履行 “两步程序”，缺一不可：

第一步：申请《文物出境许可证》：携带疑似文物出境前，需向国家文物局或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申请鉴定，经鉴定为非禁止出境文物的，由文物行政部门核发《文物出境许可证》，许可证需注明文物的名称、年代、等级、数量等信息；

第二步：海关申报：在出境时，需向海关出示《文物出境许可证》，并填写《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海关核验无误后，方可放行。

此次事件中的旅客，既未申请《文物出境许可证》，也未向海关申报携带古钱币，其行为已构成 “未申报携带禁止出境文物”，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四条，可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如携带一级、二级文物），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高仿品的 “法律定位”—— 不涉文物走私，但可能涉及 “欺诈”

对于此次查获的 136 枚高仿品，虽不涉及文物走私，但需注意两个法律风险：

市场欺诈风险：若旅客将高仿品作为 “真品” 在市场上交易，可能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 “欺诈行为”，需承担赔偿责任；

监管规避风险：旅客将高仿品与文物混合藏匿，若无法证明其 “非故意”，海关可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以 “隐匿应当申报的物品” 为由，处 “货物价值 20% 以下罚款”。

四、市场背景：古钱币收藏热下的 “风险与乱象”

此次事件并非个例，近年来海关在港珠澳大桥、深圳湾、拱北等口岸已查获多起类似案件，背后反映出古钱币收藏市场的 “热度与乱象” 并存 —— 一方面，古钱币的市场价值持续攀升，刺激部分人铤而走险；另一方面，收藏者对 “文物法规” 的认知不足，导致违法风险增加。

1. 古钱币市场的 “价值攀升”—— 从 “小众收藏” 到 “投资热点”

近十年，古钱币收藏市场呈现 “量价齐升” 的态势，尤其是稀有品种的价格涨幅远超其他收藏品，这为文物走私提供了 “利益驱动”：

高价成交案例：如 2022 年上海匡时秋拍中，清代咸丰宝河当千样币（极美品）以 345 万元成交；2023 年中国嘉德春拍中，清代光绪重宝宝泉当十雕母以 316.25 万元成交；这些高价案例让部分人产生 “携带古钱币出境可获取高额利润” 的错误认知；

市场需求变化：随着海外华人收藏群体的扩大，部分境外机构对中国古钱币的需求增加，导致 “非法出境渠道” 应运而生，此次事件中的旅客虽称 “带往澳门给朋友观赏”，但不排除存在 “私下交易” 的潜在可能。

2. 市场乱象：高仿品泛滥与 “法律认知盲区”

当前古钱币收藏市场存在两大突出问题，成为诱发类似事件的重要原因：

高仿品技术升级：现代铸造技术的进步，使得古钱币高仿品的 “仿真度” 大幅提升，普通收藏者难以辨别，部分人误将高仿品当作真品，试图携带出境；

法律认知不足：多数收藏者仅关注古钱币的 “市场价值”，忽视 “合法来源” 与 “出境规定”，如本次事件中的旅客，自称 “收藏多年”，却不知 “清代晚期稀有铜币需申请出境许可”，反映出收藏群体 “重价值、轻法规” 的普遍心态。

五、事件启示：合法收藏与文物保护的 “双向奔赴”

港珠澳大桥口岸古钱币携带事件，为古钱币收藏者、市场从业者及监管部门提供了多重启示，核心在于构建 “合法收藏、规范交易、严格监管” 的生态体系：

1. 对收藏者：建立 “三查原则”，规避法律风险

普通收藏者在涉足古钱币收藏时，需养成 “先查法规、再查来源、后查真伪” 的习惯：

查法规：收藏前先了解《文物保护法》《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等相关规定，明确 “哪些古钱币禁止出境”“哪些需要申报”，可通过国家文物局官网、“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公众号获取权威信息；

查来源：购买古钱币时，要求卖家提供 “合法来源证明”（如拍卖会成交凭证、文物商店发票），避免购买 “来源不明” 的藏品，尤其是清代及以前的稀有品种；

查真伪：若计划携带古钱币出境，提前到省级文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确认是否属于文物及保护级别，避免因 “误判真伪” 或 “误判级别” 触碰法律红线。

2. 对市场从业者：强化 “合规经营”，打击高仿交易

古钱币交易平台、拍卖行、文物商店等机构，需承担 “市场规范” 的主体责任：

严格审核机制：拍卖行在征集古钱币拍品时，需核查其来源合法性及文物等级，对疑似禁止出境文物的拍品，提前向文物行政部门报备；

打击高仿交易：严禁以 “高仿充真品” 欺骗消费者，对明确标注 “高仿品” 的交易，需在合同中注明 “非文物、禁止用于非法出境” 等条款；

普法宣传责任：在交易过程中，主动向买家普及文物出境规定，如在拍卖图录、商品详情页中添加 “文物出境需办理许可” 的提示信息。

3. 对监管部门：构建 “科技 + 协同” 的监管体系

海关、文物部门需进一步加强协作，提升古钱币出境监管的精准性：

科技赋能预警：在口岸安检设备中植入 “古钱币特征识别算法”，通过 X 光机自动识别 “铜质氧化密度”“边缘轮廓特征”，提高可疑物品的检出率；

数据共享机制：建立 “全国古钱币文物数据库”，整合博物馆馆藏、拍卖成交、非法出境案例等数据，为海关鉴定提供参考，同时对 “多次携带可疑钱币” 的人员建立重点监管名单；

普法教育常态化：在口岸、古玩市场、收藏展会等场所，通过展板、宣传册、短视频等形式，普及文物出境法规，如港珠澳大桥口岸已在出境通道设置 “文物出境申报指引” 专栏，提高旅客的合规意识。

结语：守护 “方寸钱币” 中的文化传承

港珠澳大桥口岸的这起事件，看似是一起普通的文物携带违规案例，实则关乎 “如何守护方寸钱币中的文化记忆”。古钱币作为历史的 “微观载体”，每一枚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其价值不仅在于市场价格，更在于其不可再生的文化属性。

对于收藏者而言，合法收藏不仅是 “保护自己” 的法律底线，更是 “传承文化” 的责任担当；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严格执法不仅是 “打击走私” 的行政职责，更是 “守护文明” 的历史使命。唯有收藏者、市场、监管部门三方协同，才能让古钱币这一 “文化瑰宝” 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流转，既避免 “文物流失” 的遗憾，也让收藏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