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公知-警惕“右派”扩大化

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缩略词，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然而公知这个词，在国内却是个贬义词，但是界定又十分模糊。某些人因为一些话语和文章被称为公知，有些人把一些书刊称为公知书刊。《读者》《意林》《青年文摘》等书刊甚至被称为公知大本营。在当今网络发达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那么所有人都有成为公知的可能性，人人都有可能被批判为“公知”。“公知”污名化，不过是另一种作茧自缚。

《读者》《意林》这类杂志，从来都不是只登一种声音的杂志，而且杂志上登的各种意见、各种投稿都有。读杂志的目的也是这样，不要让自己封闭在网络这种信息茧房。每期杂志上几十篇文章，数十年来成千上万的文章，革命纪实、英雄人物传记、哲学思辩、古代事件，那么多题材和类型，为什么盯着那几篇不放？如果用放大镜去看，所有的媒体都无法逃脱所谓“公知”的枷锁。

当舆论场中“打倒公知”成为某种政治正确时，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恰恰与当年“右派”扩大化的历史教训形成了危险的镜像。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本应是社会理性的守护者。他们以专业素养为根基，以公共关怀为动力，在专业领域与公共议题之间架设桥梁。从胡适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到顾准的“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中，始终存在着对真理的执着与对民众的关切。将这类群体简单等同于“西方代言人”，既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当下复杂语境的一种逃避。

值得玩味的是，当下某些批判“公知”最激烈者，往往陷入自己反对的思维陷阱。他们用“立场正确”取代事实判断，以动机揣测替代观点交锋，这种“反向原教旨主义”正在制造新的认知牢笼。当一位经济学家谈论市场改革就被斥为“新自由主义”，当一位法学家探讨程序正义就被扣上“司法独立”的帽子，我们实际看到的，是公共讨论空间的持续收窄。历史告诉我们，标签化的斗争最终会反噬自身。上世纪五十年代“右派”划分标准从“反党反社会主义”逐渐降格为“对具体政策有意见”，今天“公知”的界定也从“价值立场问题”蔓延到“专业观点差异”。这种不断降低的定罪门槛，暴露出的是理性对话机制的失效。当不同意见只能通过贴标签来消灭时，社会就失去了在争论中前行的可能。重建公共讨论的文明底线，需要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既要警惕某些知识精英的脱离实际，也要防止民粹主义对专业精神的消解。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容得下鲁迅的“匕首投枪”，也听得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关键在于，所有的批评与建言都应以事实为地基，以逻辑为梁柱，而非依靠站队来获得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