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从大别山独撑三年到38年后平反，一代名将的功与过

高敬亭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

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位将领曾经让当时的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亲自拍发电报嘉奖，手下统领的兵力一度达到3100余人，是新四军成立初期四个支队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支，你是不是会感到好奇，这样一位显赫的人物，为什么没能等到1955年开国授衔的那一天。

没能像他的老战友徐海东那样佩戴上闪亮的勋章？

001

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一纸平反通知，让这桩尘封了38年的历史悬案重新浮出水面。

高敬亭，这位曾在大别山区的崇山峻岭间独自撑起一片天地，坚持游击战整整三年的传奇将领，终于等来了迟到的正名。

1980年4月19日，当他的骨灰被郑重安放在合肥烈士陵园时，许多当年的老战友都已是白发苍苍。

只可惜，这份迟来的正义对于高敬亭本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他在1939年就已经离开了人世，那年他才32岁。

说起高敬亭的出身，那真是穷到了骨子里。

1907年，他出生在河南新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家里穷得连温饱都难以维持。

10岁那年，母亲就因病去世了，这对本就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咬着牙，全家人节衣缩食，硬是供他读了6年私塾。

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能接受6年教育，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

可惜好景不长，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高敬亭只能辍学回家，跟着父亲学杀猪、种地，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

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一个连书都读不起的穷小子，日后会成为让国民党正规军闻风丧胆的一方诸侯？

1927年11月，在私塾同学梅光荣的引导下，20岁的高敬亭参加了震动鄂豫皖地区的黄麻起义。

这次参加革命，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但代价也是惨痛的。因为儿子参加了红军，高敬亭的父亲和三个兄长全都遭到了当地反动民团的疯狂报复，先后被残忍杀害。

一个好端端的家，转眼间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换成普通人，遭受这样的打击，恐怕早就心灰意冷，甚至对革命产生动摇了。

可高敬亭偏偏是个倔脾气，亲人的鲜血反而把他的革命意志烧得更加炽烈，他发誓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要让所有受压迫的穷苦人都翻身做主人。

002

很多人以为高敬亭是靠战场上的赫赫战功起家的，其实这位传奇将领最开始干的是扎扎实实的地方工作。

1929年秋天，22岁的高敬亭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就被推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别看这个职务不起眼，在当时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敢于公开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坚定的革命立场，高敬亭的职务一路晋升。

从乡苏维埃主席到区苏维埃武装委员，再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最后升任光山县委书记。

在担任光山县委书记的那段时间里，高敬亭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亲手组建了光山县的革命武装力量，包括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

这些地方武装虽然装备简陋，战斗力也比不上主力红军，但它们却是后来高敬亭能够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的重要基础。

正是在组建和指挥这些地方武装的过程中，高敬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为他日后成为游击战专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1931年，高敬亭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开始担任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省委组织部部长等重要职务。

就在这个时期，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

蒋介石调集了30多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的战术，对鄂豫皖根据地实施了空前规模的"围剿"。

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经过鄂豫皖分局反复讨论研究，最终决定主力部队实施战略转移，同时留下一部分精干力量继续坚守根据地。

高敬亭就是被选中负责留守的几位高级干部之一。

003

1934年11月，这是高敬亭人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

徐海东、吴焕先率领红25军主力部队北上长征，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在离开之前，他们把坚守鄂豫皖根据地的重担交给了年仅27岁的高敬亭。

当时的情况有多严峻呢？

高敬亭手上只有重新组建的红28军,全军上下加起来也就1000多人,而且装备奇缺，很多战士连一支像样的步枪都没有。

面对的却是卫立煌、廖磊这些在国民党军队中赫赫有名的悍将,他们指挥着数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对大别山区实施拉网式的清剿。

按照常理，这样的实力对比，高敬亭能守住根据地不被彻底摧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结果呢？

这位年轻的指挥员硬是凭借着对大别山地形的熟悉和对游击战术的精通，不仅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把队伍从1000多人发展到了将近2000人。

更令人惊叹的是，红28军的游击区域不断扩大，最终建立了遍及鄂豫皖三省22个县的游击根据地。

在那三年时间里，高敬亭指挥部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斗，多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

徐向前元帅晚年在撰写回忆录时，专门用了一整段文字来高度评价这段历史。

他写道，红25军战略转移后，鄂豫皖党组织和高敬亭同志领导的游击队组建成红28军，胜利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直至抗战爆发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要知道，徐向前元帅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亲身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他的评价可以说是相当客观公正的。

能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坚持三年还能发展壮大，这份本事在整个红军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

00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高敬亭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

1938年初，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红28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被任命为第四支队司令员。

当时新四军总共只有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是后来成为元帅的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是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是张云逸，而高敬亭的第四支队无论从人数还是战斗力来说，都是四个支队中最强的一支。

第四支队下辖第7团、第8团、第9团三个主力团，外加一个手枪团，总兵力达到3100余人，比其他三个支队的人数都要多。

成为新四军支队司令员后，高敬亭迅速展现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1938年5月12日，他亲自指挥第四支队在安徽巢县的蒋家河口设伏，伏击了一支日军部队。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歼灭日军10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取得了新四军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消息传到武汉，蒋介石听说后非常高兴，专门给高敬亭发了一封嘉奖电报。

要知道，能让蒋介石亲自发电报表扬的共产党将领，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以高敬亭当时的资历、功劳和军事才能，如果能够一直顺利走下去，到1955年授衔时，封个大将都不是没有可能。

即便退一步说，至少也是个上将军衔。

可惜，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005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说到底，还是高敬亭长期独自在大别山区作战养成的独断专行作风害了他。

从1934年红25军北上到1937年改编为新四军，整整三年时间，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完全是独立自主的。

没有上级的直接领导，也没有其他同级单位可以商量，所有的决策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这种高度集中的指挥方式确实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问题是，当环境改变了，当红28军被编入新四军这个统一的指挥体系之后，高敬亭却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模式。

据邓子恢后来回忆，高敬亭在第四支队"把部队视为己有，拥兵自卫"，对于上级派来的干部总是百般刁难，想方设法拒绝接收。

这在任何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里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军队是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任何个人都不能把部队当成自己的私产。

1938年冬天，矛盾终于爆发了。

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命令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东进，到淮南路东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战略决策，符合当时抗日战争的总体形势。

但高敬亭却固执地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

他的理由听起来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他说当年在大别山最困难的时候我都能坚持三年，现在条件比那时候好多了，为什么还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

他坚持认为第四支队应该继续留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

军部领导看到高敬亭不愿意执行命令，专门派副军长张云逸亲自赶到第四支队驻地，耐心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向他解释中央的战略意图。

可高敬亭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

经过张云逸、郑位三等领导同志的反复劝说和工作，第四支队的其他干部基本上同意按照军部的命令东进了，唯独高敬亭一个人还在坚持己见。

后来，在巨大的压力下，高敬亭表面上勉强同意了东进的决定，可没过几天他又反悔了，竟然直接下令让第9团停止出发，继续留在大别山。

这件事要是放在今天，那就是公然违抗军令，性质是非常严重的。

幸亏当时第9团的团长是个党性强、觉悟高的干部，他坚决执行军部的命令，顶住了高敬亭的压力，还是带着部队按时东进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06

更要命的是，就在第四支队向东转移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起影响极其恶劣的重大事件。

第7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这两个人，都是从红28军时期就跟着高敬亭的老部下，可以说是他的心腹爱将。

可就是这两个人，在部队东进途中突然携带大量经费和枪支弹药叛逃了，投奔了国民党。

这个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整个军部都震动了。

消息很快上报到延安，中共中央也非常震惊和愤怒。

叛逃事件不仅严重损害了新四军的形象和声誉，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军事损失。

作为杨克志和曹玉福的直接上级，作为第四支队的最高指挥员，高敬亭在这件事上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就算退一万步说,他没有直接参与叛逃，至少也有识人不明、用人失察、疏于管理教育的严重失职。

为了彻底解决第四支队存在的问题，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亲自赶到第四支队驻地，召开了一次全体干部大会。

按照原定计划，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开展批判杨克志、曹玉福叛变革命的政治斗争，要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在组织上清理余毒。

可是会议一开始，情况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第四支队的许多中层干部纷纷发言，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高敬亭。原来，大家对高敬亭长期以来的独断专行、家长制作风、任人唯亲、违抗上级命令等问题早就积累了很多意见，只是以前慑于高敬亭的权威不敢说出来。现在借着这次会议的机会，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一下子全都爆发了出来。

有的干部揭发说，高敬亭在用人上搞小圈子,只重用从红28军时期就跟着他的老部下，对于军部派来的干部总是排斥打压。

有的干部批评说，高敬亭在生活上搞特殊化，脱离群众。还有的干部指出，杨克志和曹玉福之所以会叛变，与高敬亭长期以来的错误领导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问题被揭露出来，这次干部会议的主题就从批判杨克志、曹玉福的叛变，逐渐转变成了对高敬亭个人问题的集中批判。

会议结束后，高敬亭被撤销了第四支队司令员的职务。

中共中央随后决定，调派正在延安养病的原八路军第344旅旅长徐海东出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接替高敬亭的职务。

007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高敬亭的一生，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从军事才能上说，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在红军最困难的1934年到1937年那三年间，他带领不到2000人的队伍，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还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建立了横跨22个县的游击根据地。

这份战绩，在整个红军历史上都是相当了不起的。

从革命意志上说，他也绝对是一个意志坚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者。

家破人亡没有击垮他，敌人的围剿没有吓倒他，艰苦的环境没有消磨他的斗志。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能够坚持下来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高敬亭最终还是倒在了政治纪律这道红线上。

他的性格过于倔强刚烈，做事太过于一意孤行，缺乏必要的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在工作中出现的一系列失误，特别是公然违抗上级命令，把部队当成个人私产，这些都是任何一个革命军队都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再加上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1939年6月24日，年仅32岁的高敬亭在安徽青龙厂被执行枪决，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高敬亭的故事除了让我们为一位英才的早逝感到惋惜之外，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立下过多大的功劳，无论你有多高的威望，只要你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就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严格遵守纪律，老老实实守规矩。

在政治原则问题上，谁都不能搞个人主义，谁都不能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谁都不能把纪律和规矩当成可有可无的摆设。

一旦越过了这条红线，就必然要犯错误，就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个道理，不仅在战争年代适用,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样适用，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史实来源：1、《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解放军总政治部，1977年4月27日发布2、《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3、邓子恢《关于新四军初期工作的若干回忆》，刊载于《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期4、《新四军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5、《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