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徐志摩在北京与上海间奔波：负债困境、胡适友情与林徽因演讲背后的沉重生活

1931 年徐志摩在北京与上海间奔波：负债困境、胡适友情与林徽因演讲背后的沉重生活

1931 年 11 月 19 日，济南的天空被一声巨响撕开。徐志摩，这个在诗里写下“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的人，永远停在了 35 岁。他的离去带着一丝仓促，更掺杂着生活的窘迫和情感的折磨。

没人会想到，徐志摩人生的最后一年，不是被浪漫包裹，而是被债务、争吵、和一地鸡毛的婚姻现实压得喘不过气。1930 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当老师，看到徐志摩在上海的日子过得艰难，伸手拉了他一把。胡适不仅安排徐志摩在北大任教，月薪 300 元，还把自家二楼带暖气的大房间腾出来，让他免租住下。

按当时北京职员月薪二三十元，胡适的这一举动差不多解决了徐志摩大半生计。徐志摩又给女子大学做教职，月薪 280 元，工资加上稿费与房产中介的外快，每月折合人民币约 12 万。账面上的富足，却始终抵不过现实花销的漏洞。

1931 年 6 月，他给陆小曼写信，近两千字里，有近三分之二是细细盘算每笔支出：家用、房租、上海的生活、银行转账……钱刚到手就没了，钱是真可恶，来时不易，去时太易。那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胡适家二楼的暖气偶尔还会出点小故障。胡适的学生回忆过，胡家院子里常能听见徐志摩深夜踱步的脚步声，鞋底敲在青砖地上，带着点烦躁。

他常在信里哀求陆小曼省点钱，却知道自己管不住她的花销，“你每月开销控制在 500 元以内？陆小曼总回一句：“我是场面上的人，绝是省不出来钱的。”外人只见她风华绝代，谁知道这些体面都靠一笔又一笔的支出堆出来——鸦片、房租、佣人、进口香水和新衣，样样不能省。

债主在上海家门口堵人，徐志摩躲到北京，只能在信里叹气。陆小曼的虚荣和欲望像上海的湿气，总是挥之不去。徐志摩有时觉得，只要她能戒烟、能离开上海，他们的生活就能好起来。

那天夜里，徐志摩劝陆小曼搬去北京，“你大烟一抽，就什么都忘了，身边躺着谁也一样了！”徐志摩气不过，顺口提了翁瑞午——那个常陪陆小曼抽烟打麻将的男人。陆小曼不示弱，也搬出林徽因，“你非要让我去北京，安的什么心？

林徽因那会儿确实在北京养病，徐志摩以探病名义见她，成了陆小曼心里的刺。争吵失控，陆小曼拿烟枪朝徐志摩砸去，砸掉了他眼镜的镜片。屋里有父亲、有儿子阿欢，灯光暖黄，但他没敢进去。

那天他穿着旧袍子，领口磨得发白，口袋里连零碎都没剩几分。街角的烟摊老板看见他抽烟，悄声说了句：“徐先生啊，这日子真不容易。”有老上海人曾提过，1931 年上海的街头，常能见到徐志摩落寞的身影，烟头点得很快，脚步总是急又乱。

回到家时，陆小曼已经和翁瑞午等人在麻将桌前。两人的冷战像一层薄霜，越积越厚，落在了每个日子的缝隙里。1931 年 11 月，林徽因要在北平协和礼堂做“建筑之美”的演讲，特意用徐志摩的诗做开场。

此前给中国邮政航运界写过宣传稿，对方送了几张免费飞机票。那年月的飞机，没导航、没雷达，遇雾遇风只能听天由命。张幼仪已是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还开了服装公司。

见面时，徐志摩低声道：“我明天要坐飞机去北京，机票是免费的。现在两地开销大，能省一个子是一个子……我还欠你钱。”张幼仪安慰他：“我嫁到徐家时没带一分钱，现在有的也都是徐家的，你别放在心上。

”徐志摩从包里掏出一本新出版的《猛虎集》，“总算有个东西能送你，这是我的第三本诗集。

”说到儿子阿欢，他自嘲着：“家里祖宗八代出一个傻子就够了。

”张幼仪见他旧袍子发白，心疼地劝：“待会儿去我公司挑块料子，再做件新袍子吧。

老上海的裁缝铺里，师傅们偶尔会提起徐志摩，说他总是挑最便宜的料，也不多磨嘴皮。

回到上海家那一夜，徐志摩知道自己要走了，得跟陆小曼缓和。

门口轻叫一声“眉”，陆小曼从沙发上跑过来抱住他。

两人都没再多说什么，委屈和愤怒被拥抱消解。

早晨收拾行李时，他心里有些乱，翻出日记又塞回去，枕头下的那块结婚时送的手表却忘了带。

他吻了吻陆小曼额头，带着点不舍和愧疚，转身离开。

飞机经停徐州加油时，徐志摩头痛得厉害，坐在堆货的拖车上，给陆小曼写了最后一封信：“小曼，我现在在徐州机场，飞机正在加油、装物。

我想回家，回到你身边，喝杯热茶，枕着你的臂，安安稳稳地睡一大觉。

他不愿失信林徽因，也不愿放弃让婚姻变好的最后一线希望。

徐志摩走后，三个与他生命最密切的女人都送了挽联。

不久后，她开始戒烟，穿素衣，拼命想编《徐志摩全集》，却再没完成。

林徽因的挽联只有署名，无内容，或许她的感情本就复杂到无法言说。

张幼仪的挽联最朴素，她却是做得最多的那个——给徐家的老人送终，把阿欢养成了有用之才，还资助失夫后的陆小曼，最终帮徐志摩完成了未尽的心愿，把《徐志摩全集》编辑出版。

有学者在整理徐志摩书信时说，1931 年的上海，不少文人都活得辛苦，徐志摩不过是其中最直白、最敏感的一个。

新式茶馆里，老掌柜偶尔还会提一句：“徐志摩走那年，济南的雾闹得厉害，飞机都不敢多飞。